图为现代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两位代表人物米塞斯（右）和哈耶克（左）。

编者按：在学术界，“奥地利学派”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标签，不少学者自称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信徒，而另一些学者则热衷于批判所谓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那么，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奥地利学派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主要观点，有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这篇现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的文章应该会给你提供一些答案。

一、卡尔·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开端人们所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年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发表的题为《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一薄册书。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天才的成就施加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功绩归因于环境的作用以及他所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无论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取得什么成绩，毫无疑问它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观念和学说对人类具有重要性的奥地利人。BernardBolzano、孟德尔（GregorMendel）和西格蒙德·佛洛依德（SigmundFreud）没有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鼓舞。他们的努力没有赢得同代同胞和祖国政府的赞同。就他们的专门领域而言，Bolzano和孟德尔是在一种可谓智识沙漠的环境中进行主要工作的，而且在他们去世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领悟到他们的贡献的价值。佛洛依德在维也纳医学协会首次公开他的学说时遭到了嘲笑。有人可能会说卡尔·门格尔发展的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理论已是风雨欲来。有几位先驱者已经预示了它。另外，大约在门格尔写作和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威廉·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和里昂·瓦尔拉斯（LéonWalras）也写出和发表了阐释边际效用观念的书。无论如何，无疑门格尔的老师、朋友或者同事中没有一个人对激发他思考的问题产生丝毫兴趣。有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当我告诉他我们年轻一代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时，他忧郁地说：“当我像你这么大时，维也纳没有人关心这些。”一直到70年代末，没有“奥地利学派”，只有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vonBohm-Bawerk）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从未跟从门格尔学习。他们在门格尔开始以私人讲师身份授课前就已在维也纳大学完成了学业。他们从门格尔学到的东西是研究《国民经济学原理》得来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海德堡的卡尔的研讨班呆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奥地利，并且出版了他们的首部著作，他们分别受聘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布拉格大学讲授经济学。很快，一些参加过门格尔的研讨班，并且一直处于他的个人影响之下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使从事经济学探究的人数增多了。外国人开始把他们称为“奥地利派”。但是，只是在后来，他们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对立随着门格尔在年出版第二部著作《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公开化之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个名称才开始使用

卡门·门格尔（CarlMenger，-）：

奥地利学派创世人，“边际革命三杰出”之一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的大学门格尔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奥地利内阁的新闻部。这时的奥地利内阁是由支持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健全货币和自由贸易的自由党成员组成的。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贵族以及各种斯拉夫民族的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联盟赶下台。这个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念。然而，直到年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前，自由主义者诱使皇帝在年接受的宪法和一些补充性的基本法律依然大体有效。在这些法规保障的自由的氛围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的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的知识成果是隔绝的。在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他地域，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当莱布尼茨和稍后的大卫·休谟拜访维也纳时，这里没有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本地人。在19世纪20年代前，除了Bolzano这个例外，没有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科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但是当自由主义者移开了妨碍一切才智努力的束缚时，当他们废除了审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协定时，杰出的才智之士开始向维也纳聚集。一些人来自德国——如哲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和律师、哲学家LorenzvonStein以及RudolfvonJhering——但是大多数来自奥地利各个省份，少数是地道的维也纳人。这些人之间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间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前多明哥派修士布伦塔诺Brentano开创了一种最终导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观念。马赫阐发了一种导致了石里克、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布劳耶Breuer、佛洛依德和阿德勒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神经病现象。奥地利的“信仰与教育部”怀疑地打量着所有这些努力。从80年代早期起，内阁总理和该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最可靠的保守派和敌视一切现代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人中挑选。他们对这些在他们看来是“外国风气”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这些创新都挡在大学门外。但是行政权力受到大学在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获得的三种“特权”的严格限制。教授是公务员，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有义务服从他们的上级——例如内阁总理和他的副手——发布的命令。然而，这些上级没有权利干涉在课堂和研讨会上讲授的学说的内容，从这方面来说，教授享有人们经常谈及的“学术自由”。此外，部长有义务——尽管这种义务从未明白无误地表述过——在任命教授时遵从学院的意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议皇帝任命某个教授）。最后还有私人讲师制度。发表了一部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学院承认他在本学科是自由的私人讲师，如果学院支持他的请求，还要得到部长的承认，实践中，在Schuschnigg治下，这种请求一直都能得到批准。从这个角度讲，被正式承认的私人讲师不是公务员。即便他被授予教授的头衔，他也不从政府拿薪水。少数私人讲师可以靠自己的存款生活。大多数人为了谋生要找一份工作。他们从选他们课的学生那里收取的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安排学术事务的后果是教授委员会在管理各自的学院时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治权。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中讲授。大多数大学有两个经济学教席。如果有一个职位空缺，一群律师——至多有一个经济学家协力——将会选择继任者。因此决定是由一群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作出的。也许可以公正地假定这些法学教授是由最好的意图指引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的“现代”历史学派这两个思想对立的学派间作出选择。即便政治性的和民族主义的先入之见没有干扰他们的判断，他们也难免会对一种被德国的大学教授称为特别的奥地利的思想带有几分怀疑。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起源于奥地利。在年的革命以后，一直到根据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奥地利的大学都是贫瘠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在一个学说前加上“奥地利的”这个谓语，带有反改革和梅特涅的黑暗时代的强烈暗示。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比让奥地利再度陷入旧日时光的精神愚陋更为灾难性了。

卡尔·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在“方法论争论”之前分别在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了教席。这场争论被奥地利的外行认为是一场“现代”科学和奥地利的“落后性”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同僚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们总是试图把德国历史学派的追随者引入奥地利的大学。在奥地利的大学里，那些被世人称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人多少有几分像是被勉强容忍的外人。

欧根·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资本与利息》、《资本实证论》等。3、奥地利的知识生活中的奥地利学派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里，法国和德国的优秀大学不仅是为新兴的一代专业人士提供令人满意的职业实践所需教育的学习机构。它们也是文化中心。其中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受到敬仰。来听他们课程的不仅有打算拿到学位的正规学生，还有许多活跃于各行各业、商界和政界的成年男女，他们只期待从中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严格来说并非学生的外人蜂拥到诸如巴黎的勒南和柏格森，以及柏林的黑格尔的课堂里。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着真切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加入他们的学术组织，并且热切地 　　然而，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涵义只被经济学家理解。所有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通过强制力强迫其他人做他们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至于在这种努力中所采取的身体强制的机构是政府的警察力量还是其暴力为政府默许的非法的“纠察”力量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强制取代了自愿行动。 　　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的重叠，在现代，对和平合作的哲学的拒斥首先由普鲁士国的臣民发展成一套综合的学说。三次俾斯麦发动的战争的胜利毒害了德国学者，他们多数是政府公务员。一些人认为，那些其军队在和年的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接受施莫勒学派的思想最慢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败、无能和挫折之间寻找任何联系是荒唐的。但是，法国的国立大学比其它国家的大学免受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之害的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无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学说的普鲁士标签。但是，这个延迟没有太多的实际重要性。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法国也变成了干预主义和排斥经济学的大本营。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上的圆满总结是由尼采和乔治·索雷尔完成的。他们创造出了引导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赞颂屠杀之乐的知识分子、鼓吹审查制度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评判思想家和作家功绩的哲学家，是我们这个冲突不断的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都归因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聪明伎俩并且向俄国的苏维埃乐园投出憧憬目光的美国作家和教授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啊！ 　　19世纪的伟大在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哲学这一事实。这些思想把传统的等级社会转变为自由民的国家，把王权的专制统治转变为代议制政府，最重要的是，把旧制度下大众的贫困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下大多数人的富足。今天，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正在削弱西方的文明和富裕的基础。也许那些断言阻止野蛮和毁灭的最终胜利已经为时太晚的人说对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社会，即人们在劳动分工原则下的和平合作，只有在它采取那些经济学分析表明适合于达到最终目的的政策时才能存在和运作。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错觉就是对那些万能灵药的盲目信任——经济学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们都是与目的相抵触的。政府、政党、压力集团以及教育界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抵制和压制独立的经济学家而避免不适宜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不再有人把它说出来。备注：图片来自网络本号是张维迎教授《经济学原理》及《博弈与社会》两门课程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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