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弗洛伊德所受到的推崇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基础，是现代世界最富有革命性意义的理论之一，而批评其精神分析学说“不是科学”也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

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年5月6日—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对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学生来说，刚接触弗洛伊德可能是一种时尚、一种浪漫，并且能随口说出精神分析法专有术语，可是在了解到更多知识后就改变了，仿佛一定要批评几句弗洛伊德“不够科学”才是有意义的。这正是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处境的一个侧面。可以说，了解弗洛伊德“不科学”与了解弗洛伊德本身一样普遍。

在流行的影视剧中，也可以看见弗洛伊德“不科学”的影子。

电视剧《性爱大师》（MastersofSex）的主人公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Masters）和助理弗吉妮娅·约翰逊（VirginiaJohnson）共同探索人类行为科学，当他们第一次完成颠覆性实验，在做学术报告时，开篇即毫不客气地批判弗洛伊德的“荒谬”“不科学”。因为他们已经用实验研究证伪了他的假说。

《马大帅》第二部（）剧照。

在国内，电视剧《马大帅》有这么一个场景，马小翠的舅舅范德彪开了一家“解梦馆”，馆内赫然挂着一副对联：“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依彪”。这个经典的镜头如今想来依旧会让人放声大笑。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镜头真的构成了一个精准的寓言，直指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在当下的处境：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形象频繁出入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中，成为“最出圈”的经典学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和精神分析在现代实证科学大行其道的潮流中，常常被质疑是一种“江湖骗术”式的“伪科学”，仅在文化或精神意义上得到承认。

我们或许并不知道，其实“不够科学”的精神分析学说曾经也试图走进“科学”的神殿，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的学说。而正是这个科学化的过程埋下了它被边缘的线索。

采写丨刘亚光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孙飞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2月。

“不科学”：一种学术批评风尚

精神分析一直是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受争议的理论传统之一。从诞生地奥地利，到其逐步扩散影响力的美国，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够科学”的批评从未间断。批评者中也不乏名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就直指精神分析是一门“伪科学”，因为它“产生了许多无法凭经验反驳的假设”。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PeterMedawar）也曾表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超出了科学的能力范围，比如有关人类生活目的的问题，再比如精神分析这类“以人性为主题的研究”。

及至今日，即便精神分析几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遭遇边缘化，这种批评的声浪也呈有增无减之势，而且批评的理由也更加的“理直气壮”。比如，年发表于《怀疑论者》杂志的一篇名为“精神分析：科学还是伪科学”的文章就指出，精神分析的结论经不起可重复的检验，相关结果也难以累积。弗洛伊德的理论“主题内容多变”，“晦涩且难以理解”，这些都让其很方便地能够逃脱科学共同体的审视。文章还引用了科学史学家弗兰克·萨洛威的一句评价：“精神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童话‘”。

除了针对理论本身，市面上也始终不乏给弗洛伊德本人“祛魅”乃至“揭丑”的作品涌现。类似的作品中，最近引进中译本的就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的《一个偶像的黄昏》。书中，翁福雷“大爆黑料”，指出弗洛伊德不仅销毁自己的信件用以营造自身传奇形象，在研究上篡改实验结果，用子虚乌有的临床案例推导结论，还在抄袭尼采这种知名作者之后死不承认……仿佛要掀起一场针对弗洛伊德的“倒神运动”。

《一个偶像的黄昏》，[法]米歇尔·翁福雷著，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年7月。

在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学者JoelParis指出，精神分析学者其实一直在付出努力，试图获得更多的承认。当代最新的一批学者更是在寻找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比如南非的神经心理学家MarkSolms就曾提出可以用神经影像学来确认精神分析理论的结论，用神经成像来观察“主观体验和无意识思维”。但文章也指出，总体来说，这些新的观点都仍然在面临广泛的挑战。

不过我们或许忽略的是，在历史上，长期背负“不够科学”骂名的精神分析，曾经也极为努力地试图“跻身”科学的殿堂。而讽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解的窄化，进而加速了它的边缘化。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孙飞宇通过“翻译”这个巧妙的切口为我们揭开了这一段重要的思想史。

上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在奥地利家中看稿件。

理性化的改写与“误译”

在如今对弗洛伊德的种种理解和“误解”中，翻译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弗洛伊德用德语写作，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开始大范围扩散，则与其通过翻译进入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息息相关。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承认，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所作的演讲，是他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标志。考虑到英文译本的传播度，德语到英语的翻译转换，深刻影响了我们如今对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认知。

孙飞宇提到，从弗洛伊德的好友厄内斯特·琼斯到监制英文“标准版”译本的斯特拉齐夫妇，他们在将弗洛伊德的作品在从德语转换为英语的过程中都造成了一些文本上明显的变化。例如，英文标准版译本去除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德国地方文化和犹太人传统，此外还隐藏了许多弗洛伊德原文表达中的丰富意涵、改变了一些句子的语法、时态等。孙飞宇认为，这些翻译过程中的修改整体体现了英译本对弗洛伊德德文原文的一种“理性化”处理。

《精神分析引论》英译本之一AGeneralIntroductiontoPsychoanalysis（，PocketBooks出版社）书封。

这种文本的理性化，集中表现在英译本将德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英文的“心灵”（mind）一词。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的研究者贝特海姆认为，这也是弗洛伊德作品的一个“核心误译”。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应当是一种“灵魂的深度心理学”——此处的心理学并不是当时的那种偏向“感官生理学”的实证科学，而是与“意义”相关。这种理性化的翻译甚至不仅出现在英译本中，孙飞宇在书中指出，即便在年于法国出版的《精神分析词汇》中，“Seele”这个概念也没有被收录。

这种“误译”并非无心插柳，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精神分析试图争取“科学”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急迫也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精神分析若试图在当时的美国“站稳脚跟”，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则必须要将自身树立为一种客观、中立、理性的“科学”。在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科化的竞争更是惨烈。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曾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当时的社会学在美国往往要通过“对抗”其他学科，才能获得学院中的生存权利。

科学化的改造与转向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一书中总结道，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职业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依赖“社会起源和品格价值”，转变为依赖“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重视“效率”。

《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美]安德鲁·阿伯特著，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年8月。

阿伯特指出，在当时的美国，组织效率作为核心价值的兴起，使得大多数职业都将以科层制组织起来，同时，由于效率强调产出结果的可测量性，职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转化为可见的效率结果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更是直接影响了职业的相对地位。因此，精神分析若想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专业”，则必须转向一种“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

当时美国文化中体现的实用主义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孙飞宇在书中提到，弗洛伊德曾经认为美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效率和健身生活”，并经常对这种文化表达出嘲讽。年的一篇有关“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与弗洛伊德之间轶事的文章，也从侧面体现了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观察和态度。众所周知，伯内斯是弗洛伊德的侄子，他在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不无创意”地发挥了自己叔叔的精神分析原理，有关人类行为非理性动因的理论，让这位善于操纵人们想法的公关大师很是受用。在他的名著《宣传》中，他就花了大笔墨论述如何在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引导消费行为，并在香烟广告等案例中进行了应用。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被认为是禁忌或是“性放纵”的，文章指出，伯内斯通过将女性吸烟行为与挑战男性权力的意象相勾连，成功唤起了女性在消费时感受到的一种“权利意识”。

伯内斯对精神分析的应用，似乎是给精神分析在美国打的出色广告。不过，当伯内斯给弗洛伊德寄去自己的第一本书时，弗洛伊德却不无讽刺地回信：“我收到了书……作为一部真正的‘美国’作品，我对它很感兴趣”。这篇文章还指出，尽管弗洛伊德在面临财务危机时常向伯内斯寻求帮助，但他却时时注意与这位侄子划清界限。当伯内斯建议其撰写文章在美国包装宣传自己时，弗洛伊德还表示过“震惊”。

电视剧《弗洛伊德》（Freud）剧照。

在彼得·盖伊写作的传记中记述了更多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冷嘲热讽。他评价伯内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诚实的小男孩，我不知道他到底被美国化到了什么程度”。在他眼中，美国人“大概只适合学习‘技术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的内核毫无兴趣。

一方面希望寻求承认，一方面又对其文化深感担忧，弗洛伊德对美国的这种复杂的态度鲜活体现了孙飞宇书中的一个精彩的观点：弗洛伊德英译本的“理性化”进程，也呼应着他自身的研究，是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之梦”。

精神分析通过对人潜意识的挖掘，尤其是对“性”的解释，揭示了一个对于我们认知人类文明极为重要、却又极易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洞见：迈入现代社会后，自诩理性的人类不仅不是自然的主宰，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我们都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发现就犹如弗洛伊德在解析人类之梦时提到的那些具有破坏力的原始欲望，为日益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所拒斥，引来了针对精神分析的如潮批评。只有采用英译本的理性化形式，精神分析这套学说才能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被“文明社会”接受。孙飞宇指出，这一过程恰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对梦基本机制的描述：如果说梦的机制在于对欲望的满足，那么英译本也满足了弗洛伊德获得世界承认的愿望。

“在传播和变迁的过程中，后来在心理学领域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主张，最终也成为在科学之中埋葬它的理由”。在《从灵魂到心理》的第二章末尾，孙飞宇写道。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尽力实现科学化的精神分析之梦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使得后人容易将精神分析作一种狭窄的理解。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极为强调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移情”，精神分析是对患者的治疗，也是分析师自省的过程，乃至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中也会呈现出这种移情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恰恰是英译本的理性化风格所割舍的。此外，精神分析在美国化的过程中，对从业者需要拥有专业医学学位的要求，也让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医学科学，而忽略了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有关社会、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学问。

令人深思的是，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分析是科学，也是“艺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最有洞见的发现必然是最“科学”的吗？直至今日，对“科学化”、“专业化”的强调依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这则翻译的案例也让我们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科学化”进程，以及更广义的知识生产过程。

——专访孙飞宇——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史、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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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此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过选择这个选题的原因。在中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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