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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维迎本文转自经济观察报我必须坦陈，直到知天命的年龄之前，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虽然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也读过上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论战的文献，知道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计划经济的坚定反对者，但总的来说，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系统了解。大学期间，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已融会贯通，按照当时的标准，应该属于一位优秀的毕业生。年2月在西安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茅于轼先生和杨小凯先生，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让我耳目一新，小凯的分工理论也令我大开眼界。与他们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当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也就是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学术界讲的“新古典经济学”。当时中国有些大学经济系设有“西方经济学专业”，实际上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进行研究，它们的毕业生知识面很宽，说起学术门派头头是道，甚至能讲出一些有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但经济学基础知识不扎实。我曾遇到过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出国后甚至听不懂西方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我从一开始就把“西方经济学”当作真正的经济科学，当作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对象，更不是批判的靶子。这使得我在学习中总是试图掌握它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体系，而不是寻找它的内在矛盾和谬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为了真正掌握这个理论体系，我又专门选修了数学系的几门课程（包括微积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参加了数学系几位教员组织的“运筹学和线性规划研讨班”。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主流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老师教我，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学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学习的最好方式是当老师。到年底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已成为我知识库的学术基因。主流经济学有不同学派，芝加哥学派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范，也是我的最爱，弥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价格制度的优点和市场干预缺点的分析非常令我折服，我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充满了强烈的芝加哥精神。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后来工作单位（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维迎德曼”的绰号！当然，我知道我的新古典观点他是不赞同的，我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年10月，我被工作单位派去牛津大学进修，年10月我又回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位，到年8月回国工作，我在牛津总共学习了五年。通过五年的牛津训练，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变得更加扎实，我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也有了更多了解。因为几乎所有我学到的经济学的新理论都是在新古典范式上发展出来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没有使我对新古典理论体系产生怀疑，反倒强化了我研究工作中的新古典风格。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博士论文和之后发表的文章看出来。当你可以用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分析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甚至权力斗争时，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我一直是新古典体系的坚定捍卫者！我当然知道学术界不时对新古典经济学有批评的声音，但长期以来，同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一样，我一直认为批评者都是些不懂新古典经济学的外行，不值得一驳，新古典的基石是牢不可破的！离开了这块基石，市场经济就没有了理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也可以为计划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兰格的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典型的新古典理论。但回过头来看，可能是天性中对真知的执着，尽管我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深信不疑，冥冥之中我也一直感到它像一件裁剪得过紧的衣服，让人难以自由地伸手迈脚。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沿着新古典经济学规划的道路前行，事实上，我还是不时地偏离了它的路径。但直到年夏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7月中旬，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提交一篇题目为“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如标题所示，这篇论文分析了过去30年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科斯研究所所长李·本哈姆(Lee　Benham)是我论文的评论人，他评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篇非常奥地利学派的文章。”(This　paper　is　very　Austri-an.)　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更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李·本哈姆的这句话让我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刚好这段时间我正在读马克·史库森写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中译本），这本书使我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信奉的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事实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对市场的信念有着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彻底性，而不像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那样不时有所保留（芝加哥学派经常把政府干预从后门引进来）！当然，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更像朋友，这可能是在对奥地利学派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长时间把自己往芝加哥学派靠的原因。年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另一篇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应用。正是因为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完全和知识的分散性（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有关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核心观点），价格的合理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现实的自由价格只能趋向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我才提出价格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改变价格水平的观点，并由此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建议。如果严格遵循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价格合理化就可以或者一步调整到位，或者一次放开到位。同样，正是因为认识到企业家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作用，我才发出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呼吁，并三十年如一日地把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企业家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没有地位的。芝加哥的会议之后，我从米塞斯研究所网站上购买了多本奥地利学派的著作，也买了书店里能见的所有中译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既悔恨自己没有能早点发掘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宝藏，又庆幸自己很早就无意识地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如果我当初没有偏离新古典理论，也许就根本没有可能保持我的观点的前后一致性。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把经济学作为毕生志向并坚信市场的人来说，对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派的忽略是不可原谅的，何况它是最好的市场理论！正当我集中精力阅读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的时候，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流行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它归罪于经济自由化，西方市场派主流经济学家保持沉默，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卷土重来，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不断出台。但我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唯一预测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两位经济学家。《经济学人》杂志也曾报道，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怀特早在年就预测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怀特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我认真读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本书确实很难读）之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预测到两次大危机的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我认识到，由米塞斯最初提出、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最有说服力。简单地说，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利率低于正常水平，误导了企业家决策，使得企业家过度投资，消费者过度消费，人为地扭曲了生产结构，导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但由于这种扩张性政策不可持续，最后一定出现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也许能缓解危机，但长期看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年初，我发表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对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提出了批评。当然，尽管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当时认同者寥寥，因为了解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人凤毛麟角。哈耶克因为其创造性的商业周期理论荣获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熟悉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这确实令人惊讶！从年起，我开始对主流经济学进行系统反思。年之后，我曾在几个场合发表了“反思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转型”的演讲。我的基本观点是，至目前为止，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它从现实的人的行为出发理解市场如何运行，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不断发现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过程，它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它把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它能正确地预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事与愿违，它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能对经济危机提出逻辑自洽又与事实相符的解释。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脑子里想象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它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发现和竞争的过程；它虽然假定了人的自利（这是真实的），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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