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奥地利 >> 当地气候 >> 为ldquo红色恐怖rdquo而
〔说明〕本文是托洛茨基于年为反驳考茨基而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andCommunism）一书的第4章，原题为《恐怖主义》（Terrorism）。这份中译本并非完整的译本，未译的部分，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在文中注明。
〔来源〕《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英）依高·普里莫拉兹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4月出版，第60页。
考茨基书中（注：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EinBeitragzurNaturgeschichtederRevolution(Berlin：VerlagNeuesVaterland，)]。）的主题是恐怖主义。他宣称把恐怖主义说成是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说革命一定要忍受恐怖主义并不真实。对于考茨基，一般而言，他是支持革命的，但他又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麻烦也由此而生。卡尔·考茨基
“革命带给我们的”，考茨基抱怨道，“是由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血腥恐怖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首先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们随之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其中就包括德国多数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后者一旦发现他们自身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时，就会求助于恐怖主义政权所用的那些法子，而这种政权正是他们在东方世界中所攻击的那种政权。”似乎从这一点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革命的性质深深地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非什么圣贤的思想。但是考茨基却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对考茨基来说，在所有最后的革命中——俄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白色和红色恐怖主义的巨大发展清晰地表明：这些革命都偏离了它们真实的道路，都不是按照他的理论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在没有调查是否恐怖主义“本身”“内在于”革命“本身”的情况下，还是让我们到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对眼前所经历的革命做一点思考吧。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宗教革命，这场运动被认为是中世纪与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其中群众的利益被卷入得越深，它所扫过的范围越广，宗教旗帜下的内战发展得就越残酷，另一方面恐怖也就越为暴虐。17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带来了伟大的社会激变和战争，在纷纷纭纭的事变中查理一世人头落地，而第二次革命则以新王朝的登基大典幸福收场。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们对这两次革命持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第一次革命乃是乌合之众的叛乱——即：“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却被冠以“光荣革命”之名延传至今。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解释了这种区别性评价产生的原因。在第一次英国革命时，即“大叛乱”时，行动中的力量来自人民；而在第二次革命中，人民则是“沉默的”。因而，在奴役的环境下，教导被压迫的人们要有好的举止是困难的。当他们被激怒时，他们就会抡起大棒、石头、火把和绳索。剥削者的宫廷历史学家们正是被此触怒。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可堪伟大之名的历史事件依然是“大叛乱”，而非“光荣革命”。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其意义上远远超过前两者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典型的革命中，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除此一途他们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导者们）却从雅各宾党人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体现。通过一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对雅各宾党人与吉仑特派的比照，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平庸的笔调里受到充分的启发：“两派都渴求着共和国。”但是吉仑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蒙塔格纳德人所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仑特派正确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蒙塔格纳德人却只将劳动阶级看做是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蒙塔格纳德人眼中只有这些人拥有最高权力的原因”。这种在高贵的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独裁政府的代理者之间的对比，被描绘得一清二楚，即使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表达的。雅各宾党
然而雅各宾党人的残酷专政却是由革命的法兰西所面临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形势所致。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是西班牙人。而且与此同时内乱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猖撅展开：诺曼底、旺岱、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国内的敌人，他们是旧政权的秘密支持者，准备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敌人。让我们在此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性也是由一样困难的环境所决定的。从南至北，由东向西，存在着一个连绵不断的战线。除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人的俄罗斯白军外，同时或轮番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还有：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处在封锁的绞索里，饥饿扼杀着人们，还有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公路遭到破坏。“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这些话语也曾经出现在普列汉诺夫对雅各宾政府的描述之中。（注：《社会民主》是对文学和政治学进行评论的季刊，伦敦年2月第1册，题目为“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第6-7页。）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北美的美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是完全消灭财产，而只是消除对黑人的所有权，可在以和平方式裁断争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毫无力量。当南方各州在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以任何可能的办法恢复迄今为止他们在奴隶拥有问题上曾有的影响力，于是在貌似合理地宣扬自由、独立之类漂亮话的掩护下，掀起了一场奴隶主的反叛。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切内战中后续的结果。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所有者。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合乎宪法的解决方法，”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群众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注：弗莱彻：《美国内战史》［Fletchet，Lieut-ColonelintheScotsGuards（St．Petersburg，）］，第95页。）一些南方反叛者所需要的物品为北方的商人秘密地提供。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脱离主义的人们，如那些对反叛的南方诸州持有同情的人，将受到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乡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偶尔也有些反动的出版商被人们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拉到公共广场上展出，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就政府方面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吸收了各种类型的压制性手段来反对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缩减到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不了多少的地步”。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以这种方式，"陆军中校弗莱彻继续讲道，“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这种投入程度不仅使他们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而且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注：《美国内战史》，第-页）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黑奴
南方残忍的奴隶主们雇用毫无管束的乌合之众干出了数不尽的更无情的坏事。“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帕里斯伯爵写道，“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所有那些对联邦旗帜表示惋惜的人……被迫沉默了下去。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中庸之人也被迫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忠诚……那些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作为牺牲品被抛入那些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群众手中……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会——它由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组成……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狂的家伙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盎格鲁—法兰西—美利坚“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来。我们再考察一下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年巴黎公社中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比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人质制度显然必须被看做是“内战中恐怖主义内在的因素。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公社。（注意：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就扣押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