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诞生。既然中共诞生于7月23日，为什么党的生日却定在7月1日呢？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经历了怎样的一番惊心动魄。会议的保密要求及中途的仓促转移，导致记录极为匮乏。建党日期与党的生日不统一，恰恰从侧面证明了党所经历的挫折与磨难。

从博文女校到望志路号，再到嘉兴南湖，有多少地址与一大有关？不速之客夜闯会场，是误入，还是有意识的侦察？

从种种细节不难看出，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早已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因。正是一次次濒临绝境中的淬火，一次次千难万险中的锤打，才让她最终百炼成钢。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燎原火种：一大历史细节拾遗》。

博文女校与李公馆

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到达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他们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建议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李达、李汉俊征求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后，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他们写信通知各地组织，并给每位代表寄了元路费。

这元是什么概念？年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管理员的毛泽东月薪是8块银元。当时元大致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薪水。

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等书披露，共产国际从年起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

确定开会后，李达把安排代表食宿、选择开会地点等工作交给了夫人王会悟。王会悟，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她一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参加了党的一大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

代表们此行来上海，总要有个下榻的地方。借住他人家，一旦事发，岂不连累他人！另外，上海到处是密探，出入旅馆，也会惹人注意。

有人想到了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号（今太仓路号）的博文女校。校长名叫黄学梅，字绍兰，湖北蕲春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女弟子，思想进步。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学校基本空着。

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说“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要借宿时，黄绍兰欣然同意。

除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各自住在家里，广东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以外，外地来沪的11位与会者有10位住在博文女校。

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

接着，王会悟又在为选择会址忙碌，物色了好几处，均不理想，最后想到法租界望志路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李公馆。

李书城，年6月24日出生于湖北潜江，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年武昌首义时，黄兴为战地总司令，李书城为总参谋长。他参加过护法战争，护法战争失败后回到上海闭门读书，年秋搬到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一幢沿街的二层楼石库门寓所居住。

年春，李书城告别新婚妻子薛文淑，离开上海去湖南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此时公馆内只有李汉俊、薛文淑、李书城与病逝前妻的女儿李声韵及一个厨师、一个保姆。

李书城有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有很好的掩护作用。此处距博文女校仅有米之遥，环境幽静。王会悟想把会址定在李公馆。她与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表示同意。

从望志路到嘉兴南湖

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群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号，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四周。

他们中有编辑、教师、学生，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还有两个外国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议程主要是就共产党的组织形式、行动纲领、指导思想展开讨论。

会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进行过几次商讨。

李汉俊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尚未成熟，共产党人应着手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议会。

这一观点遭到了刘仁静的反对。刘仁静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存在幻想，而要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致了贺词，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第二天，代表们汇报了各地组织成立的经过、主要的活动、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由于存在分歧，会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需要休会两天，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文件。接下来的三天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起草好的纲领和决议。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晚上8点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再次到会。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

会议开始不久，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男子突然闯入，向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圈。李汉俊问“你找谁”，对方答“我找联合会的王主席”。李汉俊反问“这里哪有什么王主席”，不速之客道歉之后，匆匆离去。

马林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也就是巡捕房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分头离开，李汉俊作为屋主没有走，陈公博也留了下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记录：“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

代表们离开仅十几分钟，十多名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做了盘问，搜查了半天，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悻悻而去。

其实桌子的抽屉里就有一份党章草案。大约是因为写在一张纸上，被改得一塌糊涂，巡捕们认为这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没有注意。

既然会议已经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就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代表们聚在渔阳里2号李达的家中商议，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

王会悟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这一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积极响应。

王会悟又说，“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点、10点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李达建议，最好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了。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担心受到密探的监视，也不便去嘉兴。当天夜里，陈公博住的大东旅社突然发生枪杀案，他受到连番惊吓后，也决定不去嘉兴了。

次日上午，11名与会者乘火车分两批到达嘉兴，先在旅馆落脚休息。王会悟雇了一艘船，订好酒菜，还租了两副麻将。船费4元5角，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

代表们上船时，已是11点多了。包惠僧回忆，午饭前，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宣言。

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据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后来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不知下落。

红日西沉的时候，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

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在党的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李达被推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大家乘火车返回上海，已是半夜时分。

兴业路76号

一大过后若干年，当事人都不记得开会的日期了。年，抗日根据地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的活动，需要确定中共诞生的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也认定是7月，但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经过讨论，中央决定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同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用“纪念日”一词，态度是谨慎的。

“七一”作为党的诞生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年6月30日。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到“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

从此，“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一直到年，国内的书籍讲到一大召开时间，都写为年7月1日。

建国后，党史的考证工作得以展开。

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对寻访一大会址十分重视。年9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把查找会址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上海还把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帮助查找。

沈之瑜从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中查到了两个地点：一是代表的住宿地点，即“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二是开会的所在地，即“贝勒路李汉俊家”。

沈之瑜与杨淑慧先后找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达的寓所和博文女校的校址太仓路号。几天后，杨淑慧向沈之瑜提到，在黄陂南路和兴业路的路口，即当年贝勒路和望志路的路口，看到一处墙上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

沈之瑜找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董正昌，了解到这处楼房30年来的变迁。

年夏秋之交，一位陈姓老太太在望志路建造了一排五幢石库门式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一楼一底，独门出入，自东向西门牌号码依次是号、号、号、号、号。年，望志路改为兴业路后，门牌号码依次改为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

陈老太太建房子，是用来出租的。建成后不久，一位李姓先生租下了号和号，并把两幢房子打通。李先生举家搬走后，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都租下，做了大规模改造。

沈之瑜听后，基本断定这里就是李公馆，李先生就是李书城。年，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去北京，找到了时任新中国第一位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确认了兴业路76号和78号就是当年他曾租住的房子。

年3月，包惠僧受毛泽东委派，从北京来上海考察党的一大会址，同行的还有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李汉俊于年就义，而一大召开时李书城在湖南，作为女房东，薛文淑的回忆就格外重要。

薛文淑认为，一大是在楼下客厅举行的。因为望志路号楼上是李汉俊的书房兼卧室，楼下是客厅，号楼上是她自己的书房，楼下是佣人的房间，而且家里仅有一张大餐桌，一直放在楼下，从来没有搬到楼上。

薛文淑的意见，改变了之前李达等人认为会议是在楼上召开的说法。年，纪念馆再次请薛文淑等对复原修缮提出意见，她的意见经董必武等认定后成为一大会址复原布展的重要依据。从此，关于一大会场的讨论尘埃落定。

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曾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从一宗情杀案倒推出的开会日期

但无论是谁，都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50年代，李达夫妇及包惠僧、刘仁静等都回忆说，因为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国内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因此一大应该是在7月中旬以后召开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关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竟有20多种不同的说法。

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近代史所副所长、史学家李新牵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在撰写中共一大的章节时，大家根据史料推断，一大不可能在年7月1日召开。通过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查阅原始资料，党史专家邵维正开始了查证工作。

当时在世的当事人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包惠僧虽已85岁高龄，但谈起往事滔滔不绝。邵维正去的次数多了，包老会说：“老朋友又来了。”最后一次谈话，老人精神还挺好，不料仅过了12天，就因病与世长辞。王会悟身体衰弱，邵维正就在病榻前进行访谈。

寻访刘仁静却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老人十分拘谨，总说：“年龄大了，记不清了。”

邵维正一次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让老人逐渐放下思想防备。一次谈话中，刘仁静说：“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

邵维正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终于找到了年出版的《少年中国》，上面明白地写着刘仁静7月2日由北京到南京，后赴沪。因此，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在前苏联年移交的共产国际历史档案中，有一份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头明确点出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

“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年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这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最早的一篇文章。

这份重要的资料说，会议在上海开了八天。第八天晚上，由于法租界巡捕到会场搜查，会议被迫终止，代表们决定次日将会场转移至嘉兴南湖。第二天凌晨，陈公博的住处隔壁发生了一起枪杀案，再次惊动了警方。

《新青年》杂志刊登过陈公博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记述，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呼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李达及其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

根据这一线索，邵维正查阅了上海民国时的旧报纸。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杀案》的消息。上海《申报》同日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的新闻。

据报道，被害女子叫孔阿琴，与一个“西崽”也就是洋老板的马仔好上了，私奔后因感到没有出路，决定双双殉情。这个“西崽”和孔阿琴住进大东旅社后，在凌晨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不想死，于是匆匆离开房间远遁。

这两家报纸都说事发的时间是年7月31日凌晨，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从案发时间向前推八天，会议召开的日期恰好是7月23日。

邵维正把考证成果写进论文，发表在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年建党60周年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年7月23日。但考虑到几十年来的习惯，中央决定仍将每年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

有意侦察还是误入会场

那么闯进一大会场的长衫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上世纪90年代上海作家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中披露，他就是法租界巡捕房华人巡捕程子卿。

程子卿是黄金荣的把兄弟，码头扛包出身，一直做到法租界华人督察长。他虽是个小人物，但就是这亮相的一瞬间，改变了历史进程。他为什么闯进会场？历史学家说法不一。

上世纪30年代程子卿曾同人谈及前往李公馆之事，说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开会，并不知道是中共一大会议。

有专家认为，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是一位职业革命家。马林于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的签证时被捕。获释后，他在去中国的路上始终处于严密监视之下。

实际上，日本警视厅6月末就得到情报说，上海共产党人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依据当时的惯例，日本的情报肯定是来自于或者通报给了驻沪的各国租界当局。

法租界当局还制定了一个取缔集会条例，规定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以上说法也有漏洞。如果侦探已经跟踪了几天的话，何以最初几天会议能顺利进行？巡捕房早就该动手抓人了，不可能贸然让程子卿闯入会场，惊动目标。

学者朱华则认为，程子卿是向位于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租界当局条令时无意发现一大会场的。

年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中有一份关于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介绍，提到该会总部在“贝勒路、号”，很可能是写错了地址。同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显示，租界巡捕房密切监视的全国各界联合会，总部设在法租界“望志路贝勒路口树德里号”。

法租界当局派程子卿去向该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程子卿对李汉俊说找联合会王主席，说明他把号当成了联合会的地址，误入了会场。

发现一大会场后，程子卿回去找人来查。来回之间，才有了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做过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后，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年至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更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人护送，直到抗战爆发。

抗战胜利后，程子卿曾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因历史问题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便向宋庆龄求助。经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入狱，此后赋闲在家。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家中病逝，终年79岁。

本文综合摘编自《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及中国新闻网、《党史博采》、《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