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战争的战争（—）：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作者：[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译者：马绎，校译：孟钟捷，浙江人民出版社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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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被视为欧洲史学的先驱，他记载历史，让光荣的过去不被遗忘且保持鲜活。但历史几乎只是由战争和战争英雄构成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不久前。难怪新的“非英雄”世代更愿意转向其他主题。希罗多德的接班人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已经质问了战争的诱因和缘由，而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27年，也接近30年了。随后，在这种观点下，一项新的历史学的和平研究重新聚焦欧洲战争，但现在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战争的原因来帮助人们避免战争。这是为战争与和平带来一整套全新见解的重要一步，也为特别不太平的近代早期带来有承载力的整体结果。那是一个向新趋势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出发点不再是必须被铲除的战争，而是亟待建立的和平。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政治实践问题抛给了历史学，该问题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derFriedeallerFrieden）是否准备好了思想、方法或手段，帮助人们结束已走入死胡同的当代战争和冲突？历史学家不必过多地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其战争背景割裂开来看，但随着侧重点的更新，整个三十年战争史又呈现出另一番光景,令人震惊。

这本关于“战争的战争”的著作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本书没有在催生战争的前史和寻找战争原因、纷争中耽误时间，并且对战争和战役史保持克制。但是，它却并不是贸然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解决冲突的对比性背景加以分析的。相反，这部全新的、有几分别出心裁的历史是从这场战争灾难的巨大和平需求中衍生出来的，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

《战争的战争（—）：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

作者：[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译者：马绎，校译：孟钟捷

浙江人民出版社年12月出版

在引言中，本书讲述了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近一半德意志人口损失的情况下，如何衡量战争恐怖及其造成的影响，并由此提出问题：真的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情况吗？饥荒、瘟疫和战争暴力构成了死亡三角，编年史学家视其为整个文化的生存威胁，着眼未来时则质疑到底还会不会有未来。而位于死亡三角顶端的战争暴力强度大、后果严重，令以上问题愈加迫切。最后，面对异常可怕的儿童命运、备受珍视的女性贞洁以及不带有任何爱国成分或宗教意义的士兵死亡，本书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怎么会容忍这种打击整个族群、违背自身文化准绳和价值观的侵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所有的神学教派都失灵了，它们把战争归咎于上帝对一切的惩罚，而不是像当时常见的那样认为这是需要与之斗争的魔鬼的杰作。直到最后，教会才规劝当权者应当遵循基督教的和平信条。另外，在整个中欧文明行将因战火而崩溃之前，就真的没有人干预过吗？

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便制订了计划，寻求机会并有所行动，这一点令人震惊。如人们致力于从政治方面阻止战争，似乎有了和平的可能，却还是错失了机会。这项和平事业贯穿战争的始终，而对于通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路上最有希望的站点，本书均进行了近距离的考察。值得铭记的是，年几乎接近成功的《埃格尔和约》，如果成功的话，它必定能将德意志的战争扼杀在萌芽时（第一章）；值得回忆的还有年的《吕贝克和约》，它给予帝国一个战争间歇期，有可能就此轻而易举地完全结束战争（第三章）；或许，还值得怀念的是年伟大的《布拉格和约》，这份和约由皈依和平的瓦伦斯坦推动，立足于更全面的欧洲全局观，目的是把德意志从厄运连连的战争危局中解救出来，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前10年（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这些契机和其他种种行动均未能阻止或结束这场大战，但它们并未因此变得毫无价值，反而具有重要的试验价值——有的是根据试验规则“试错”，有的则成为最终和平的基石。最后，人们对沿途出现的观察和反思进行甄选，进行某种系统的汇编，并追问其是否具备和平史的潜质。其中一些内容仅对结束当时的战争至关重要，很多内容则汇入了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轨道，而另一些和平知识或许对解决我们当代的冲突和一切战争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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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活动家与时间窗口

“男人创造历史”，19世纪激进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vonTreitschke,—）的这句话一度令人耳熟能详。不过，这句话早就没人引用，也早就不是一句正面论断了，原因很好理解。比如，三位真正在历史上权势熏天的女性统治者即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也纳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导了近代早期，这一点有些荒谬。此外还有很多女性风云人物，如年前后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黑森女伯爵阿马莉伊丽莎白（AmalieElisabeth，—）等。完全撇开性别因素，确切地说，是某些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政治进程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个人。但有时，的确是人推动了历史。三十年战争中充斥着这样的人物，本书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显然谁在危机和冲突中掌握权柄，从古至今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是否可以避免战争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上，个人层面恰恰起着重新建构的关键作用。维也纳皇廷的三位和平活动家中，颇有影响力的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前一年去世，首席顾问克莱斯尔在事件发生几周后被政变推翻，而距开始仅一步之遥的埃格尔谈判最终因皇帝马蒂亚斯的驾崩而灰飞烟灭。接手政权的是两拨人，一方是好战的费迪南二世及其追随者，另一方是围绕“冬王”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激进团体，随后出现了更多的死亡和卫戍更替，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人们几乎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接二连三的个人层面上的倒霉事，三十年战争或许根本打不起来。对于谈判而言，个人状况和幸运时机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无独有偶，另一个在不恰当时机死亡的，是已转变为和平活动家的瓦伦斯坦。维也纳朝廷有两层诉求：其一，通过铲除军队主帅，将瓦伦斯坦的军队国有化（第三章）；其二，通过同一个人即指定的谈判代表瓦伦斯坦，与萨克森达成和平。事实上，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就像第五章中所述，两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行进行着。谋杀任务早了几天完成，于是和平遭了殃。这是失败、倒霉和谬误？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中部的媒体试图化不利为有利——第二年，皇帝与萨克森订立和约，媒体将其报道为死去的和平缔造者留下的遗产。

瓦伦斯坦肖像画（书中插图）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个人层面上也有创造机会、促进和平的机会。比如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他始终热爱帝国，在教派政治方面态度温和，致力于达成谅解与和平。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统治着当时最强大且富有影响力的选帝侯国，长期积极支持他的有舍恩菲尔德的卡斯帕等一众幕僚。还有，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萨克森使团里颇有权威的约翰内斯洛伊贝尔博士（Dr.JohannesLeuber），他是主要的冲突调解剂——“正常年”年的发明者。此外，还有瓦伦斯坦与效力于萨克森的阿尼姆总司令之间独特的关系：一对彼此交好的敌人成了谈判伙伴，若是瓦伦斯坦能活下来的话，他们俩定能成功实现和平。

说实话，一些乱世枭雄死去的时间恰到好处，避免造成更多损害，从而给和平带来一线生机。对于法国而言，这一点适用于皇帝亨利四世，他在史书中因结束了法兰西宗教战争而获得荣耀，实至名归，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大约在三十年战争打响前10年，他想要利用某次地区冲突来重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大国之争。不过，亨利四世恰巧因暗杀而殒命，这对于德意志的和平而言是一大幸事。而在战争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意外战死，将这位双重意识形态的哥特主义新教战争策动者带离了战争剧场的舞台。这给瑞典的主和派以及踌躇不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启了另一种选项——不过，这一选项却被强大的瑞典将领以及法国人颇有吸引力的结盟提议斩断了。

一桩桩个人层面或时间上无法控制的事情碰到一起，形成了有利或不利的巧合，产生了一个平衡的结果，它能帮助人们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何种种阻止战争的和平努力均付诸东流，却无法给出一个通用的解释。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人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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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秩序政治之利益冲突的误解

萨克森的谈判政策表明，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并不真正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政治冲突。抵制任何一场宗教战争的初衷使得这位新教斡旋人，在笃信天主教的维也纳朝廷和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等级之间采取中立的政治立场（第一章）。尽管萨克森统治者约翰格奥尔格一世采取了这种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正确解读模式，但他仍然将其视为一场政治叛乱，需要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波希米亚起义与平行进行的尼德兰起义一样，是以建立国家为目标的。只有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的真正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妥协和平，从而促成所谓的小国家的建立，比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第二章）。

战争的真正目的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公开表达的，而是隐藏在冲突的准备阶段和周边，或以符号进行编码。当然，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被记录下来，成为可持续和平规定的先决条件。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事关欧洲方向抉择的因素加大了认知难度，而只有在基本的历史维度内回顾历史时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抉择，即这场战争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欧洲的国家建构将会走普世主义的道路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从德意志的小范围来看，有一条折中道路，即将两种选项嵌入同一个政治体系，并分别设置邦层级和全国层级。这场战争捍卫了这一联邦制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对其加以保障。而在欧洲，条约致力于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制度，但很难付诸实践。欧洲开始寄希望于建立独立主权国家。

年前后《女王欧洲地图》。彼时，欧洲尚被视为没有边界、只有零星地区描述的前国家整体。但是在哈布斯堡的普世主义时代，西班牙始终是戴着王冠的头颅，而波西米亚作为首都则是身体中心，两者均位于最显耀的位置。（书中插图）

和平条约将决定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基本道路，在最终的条约宣布、一切尘埃落定前，所有单独订立的和约都还只是没有期限保障的前期成果。唯有承认这一一锤定音的秩序政治成就的伟大之处，方能理解人们为何能容忍这场将整个文化逼到毁灭边缘的战争。

因为协调一致的欧洲秩序不可能用一份份单独的和约加以解决，而是需要调动一切力量。方向性的抉择需要一场盛大的和会，无数的单个问题则不需要。原因是，只有在和会上，平行且互相配合的双边条约，即曾经的普世主义者皇帝，法国、瑞典国王与已获得独立的尼德兰以及条约中提到的几个大国共同缔结的条约，才能建立欧洲的国际体系，也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和会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开会开了四年，与此同时，战争并没有停火，而是不受限制地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杀气腾腾的战斗进行到最后，仿佛每个人都想打赢德意志这个普世大国，令后者愈加荒芜。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备受赞誉的和平典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好在其结果，而不是其拖拖拉拉的实现过程。《吕贝克和约》和相对坎坷的《布拉格和约》均在几周内签订，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涉及的维度更为宽广，也无法解释谈判为何拖延了近五年之久，反而体现出某些参与者缺乏和平意愿。此处或许也能看到一个减速陷阱。如果不停火，但在威斯特伐利亚给谈判者开辟出一个非军事区，并给予良好的照料，完全将战争疾苦从谈判者视野中清除——这样做无法促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安全地带，人们更愿意长时间试探而非认真谈判，直到才华卓越的皇帝特使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的到来。他知道，皇帝和帝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并且在审慎地咨询后第一次提交了条约草案。这份草案离最终的结果一点都不远，但是它一下子就遭到了拒绝，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心灰意冷，重新启程离去。于是，西格丽德韦斯特法尔（SigridWestphal，—）提出“允许加入”这一概念，即本书中用的“入局”一词，强调了人们被迫允许真正受影响的地方代表加入和谈，一点一点地通过跨教派的“第三方”处理完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成功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决定性一步。比如，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附属大会上，帝国等级按规定将万帝国塔勒作为约定好的赔款分配给瑞典，从而将德意志从外国军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这是欧洲团结的重大成就，虽然现在鲜有人提及。

本书突出强调了对和平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机构，这一点对于帝国而言意义非凡（第六章）。一方面，各种机构坚定不移地持续运转，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造出一个供人支撑的扶手，让人们得以幸存下去；另一方面，机构本身也化身为和平的积极元素，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敦促和平（第七章），并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带入有序的战后局势中。此外，也有一些与帝国等级、帝国大区和帝国法院完全不同的机构。或许被部分国有化了的“常备军”可以算进去，与自由散漫的半私人部队不同，他们是有组织的联络对象，构成了各政权谈判时的生存筹码。人们尤其不该忘记的是拥有站点和时间表的高度组织化的帝国邮政，由于战争对信息的高度需求，它作为唯一的信息机构甚至经历了一波迅速的发展。帝国的联邦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并历经考验，扛过信息闭塞时期所有的恶意诽谤，最终得以顺利运行。作为欧洲建立单个主权国家之外的另一条建构国家之路，德国的联邦制度完全没有被高估。英国科学家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Simms，—）领导的一个国际工作组甚至建议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联邦模式作为解决当前中东冲突的方案——即使该模式被人们不经意间理解为欧洲模式，尽管它只在德意志帝国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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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语言与和平实践

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战争”不仅涉及欧洲的国家新秩序，也保障了德意志不同形式的秩序。这并没有改变追求和平的重要意义，而和平追求长期以来被限定得太过狭窄。如果说这一决定欧洲此后几百年政治方向的抉择不够伟大的话，那么一系列和平化的道路、做法和伎俩肯定会取得成功。这些促进和平的方法始终值得怀念，它们有的进入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的成为外交手段或者进入了国际法。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至今仍然能在谈判实践与和平政策工具中找到上述方法的影子，而其他方法则可能经由熟知历史的政治顾问之手，成为外交技巧。本书精选了一小部分在这场战争中开辟出的道路和影响和平的创举，并披露出来，下文将侧重其和平潜力并一一罗列出来。

其中，最基本的是伴随着政治活动的和平语言。从“掷出窗外”事件后的首批外交信函文本研究结果中人们可以认识到，双方通过最小化对抗、最大化所有共性和成绩，从而实行绥靖策略。除了保护所谓信息不通畅的合作伙伴等旧策略外，萨克森调解员还寄希望于夸大合作及谈判意愿，并放大已谈成的内容。在埃格尔和谈的准备阶段，普法尔茨的新教联盟领导人意外来访，在向慕尼黑的天主教同盟统帅汇报此消息时，和平语言这种有利于和平的交流方式脱颖而出，至今仍受到尊重。帝国的和平语言兴起于16世纪，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办公处和外交官们的维护，在战争后很快又被重新接纳。它主要用在与国内和平相关的整合概念上。这些充满感情的目标概念围绕着维护帝国宪法、恢复“旧德意志信任”和帝国成员间的和谐展开。这种整合性语言的意义在于消除宗教干扰因素对帝国和平的影响。该语言可以同时被新教和天主教方面接受，但其目的通常绝不是将另一方排除在帝国协会之外，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在双方各有教派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强调其原有的归属和对帝国的忠诚。

年5月23日，“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书中插图）

在《布拉格和约》中，这种整合性的套话添上了几分政治色彩（第六章）。一方面，和约语言在宪法法律层面平衡了帝国的双元国家制度，即在尊重帝国元首的套话和强调帝国等级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另一方面，受局势所迫提出了具有民族爱国意识的解放计划，但避免了军事上的战争威胁或最后通牒，正如当时宣战书中常见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原文是拉丁文，由几个欧洲主权国家与其德意志“盟友”正式缔结，虽然条约中主要是对德意志进行规定的内容，但几乎没有给充满民族意识的帝国和平语言提供空间。

但是，年和约更多地发展了几个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形式。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上帝感化了统治者的心，使之转向和平——将这样的和平提议归功于上帝可以避免一切尘世的追问，比如如何一步步滑向战争、谁更迫切地需要结束战争等问题。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各方的统治者及其拥有所有头衔的继承者们跨越两个世代的叙事，赋予和平以超越个人的有效性。

三个此后几乎一直出现的核心条款值得人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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