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你感觉到内心有任何变化，你要做的就是放松自己，不要抗拒，不要评价，不要情绪化。此篇曾发过，为配合前面一文，这里稍作修改后再发一次，说起哈耶克，笔者任何时候都觉得意犹未尽。）
如果认为哈耶克总是跟凯恩斯较劲，或者仅仅是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那你肯定对哈耶克的理解不是那么充分，至少是没意识到他的良苦用心。我们认为，作为学者，你完全可以对哈耶克不感兴趣，但却不能对他一知半解，否则哈耶克泉下有知，他一定会痛苦不堪。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够痛苦的了。
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一个“文人”或“技术专家”，则可能要随时准备忍受两种形式的痛苦。
一是鲁迅笔下的唤醒者（其实是鲁迅自己）。当别人在一间封闭的房子里面做着美梦时，他却早早醒来，醒来之后发现这是一间没有门窗的房子，谁也无法出去，于是他想把大家叫醒，告诉人们出不去了，再不醒来就永远醒不过来了。但转念一想，把大家叫醒又有什么用？这房子是铜墙铁壁，里面的人绝对打不破，叫醒大家还不是跟自己一样在这里等死？人们肯定会指责他，既然你救不了我们，为何要唤醒我们？人都是要死的，与其像你这样清醒而痛苦地死去，还不如我们做着美梦离开。哈耶克当年在奥地利，曾经提醒过人们当心德意志的危险，但这种提醒在强大的纳粹面前似乎毫无作用。
另一种就是像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中的管道工。他知道危险即将来临，但不能断定确切的时问点，在楼房到塌之前的所有时间里通知危楼的住户，他都有可能会彼人们当成骗子或疯子，他不去唤醒别人也许没事，一旦做了，反而要承担风险一一接受那些被他警告的人们嘲弄，或揍个半死。而这种遭遇体现在哈耶克身上，便是与凯恩斯论战，在公众眼里，此次论战的结局是以哈耶克完败告终。
《危楼愚夫》中的管道工在一次检修当中，发现有一座大楼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于是他去告诉当局，当局开始也想让大楼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却发现政府根本没有这么多房屋安置他们，因为维修房子的钱都让各级要员侵吞了，而且这种侵吞行为牵扯到多个部门的负责人，一旦东窗事发，谁也脱不了干系。于是几个要员决定将三个知情者灭掉（包括房管和安检两个头头，他俩曾培同那个管道工去现场查看），在即将被灭口时，房管的头告诉警察，这人就是一个管道工，我们里面的事他一点都不知情，你们放过他，警察同意了，但警告这个管道工，你最好连夜带着你的家人离开这个城市，而且对今天的事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追杀你。这个管道工借了别人一辆车，带着老婆和孩子离开时又经过那座危楼，发现政府根本没有通知疏散楼里的居民，于是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先走，自己独自一人去敲每家每户的门，当他最后一个走出大楼时，发现大家都站在楼下没有离开，他告诉大家赶快走，而这时，这些居民却认为他们受到了愚弄，于是把他打在地上不得动弹。
影片就此结束，而我发现，中国观众留言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这楼到底倒了没倒？
这部影片绝不仅是愚言故事。
作为一个看客，我们可能觉得影片中的俄罗斯居民很弱智，但看到那些个留言，你觉得我们又聪明到哪里去了？更有一些愤世嫉俗的人，高喊什么愚民不值得救赎之类等看似睿智的口号，恐怕这会让本就混乱不堪的观念变得更加模糊。
这还只是一些简单的问题，在更深一层的现象或理念方面，模糊的不仅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即便是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同样摆脱不了自以为是的先验主义窠臼。
这时候，我们就迫切需要借助先知们的智慧。
二十世纪初，也就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思想领域最混乱的二十年，特别是年列宁领导的布共在俄罗斯掌握了政权，加上恩格斯留下的第二国际在欧洲等国的影响，让本已安静的工人运动变得更加吊诡。
年，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上台以后，两个都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的政党之间彼此仇恨，让很多知识分子的感到迷惑，直到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才意识到极权主义的危害。
但多数人都认为，最可怕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虽然不一定是美好的，但也不会比当时大多数工业国家所信奉的资本主义差。
与希特勒同为奥地利人的米赛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却不这么认为。当时在西方各国的知识界，米赛斯、哈耶克师生的观点并不是主流（这其中只有一个原本也是左派的英国作家奥威尔与米赛斯他们有些相似)。
奥威尔用自己的小说向人们展示极权主义的必由之路，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
米赛斯、哈耶克等人就是被称之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米赛斯和奥威尔，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谈，这里重点要讲的，是哈耶克。
从大的方向看，奥地利学派应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范畴，其重点仍然是继承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这点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如出一辙，既无论马克思还是凯恩斯，老祖宗都是亚当斯密。研究经济学的人如果没熟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THEWEALTHNATIONS，就如同一个基督徒不熟悉《圣经》一样不可思议。
但奥地利学派不同意斯密之后譬如李嘉图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一些主张，特别是被马克思最重视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
奥地利学派提出关于价值边际效用理论又被人们称之为“心理学派”，此话怎讲？这里我想通俗一点给大家说一下：
一件东西的价值多少，传统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都认为，是由产生这件物质的劳动量（包括脑力劳动）所决定的，当然这种量是一种社会平均值，不以个别人技能优劣为依据。但奥地利学派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这件物质的价值多少，要看此物所处的环境是否稀缺，还有就是此件物质对消费者带来的拥有快感是否重要，举个例子，一杯水，放在井边并不稀缺，倒掉了也不可惜，但在沙漠中就不仅变得十分重要，而且给人带来的愉悦也是井边之水无法比拟的。
再举个例子，你乡下有一栋房子和你在北上广有一套房子的价值显然不同，哪怕你花在建乡下房子的劳动更多，也没有大城市里的人家轻而易举建起来的价值高，这就是边际效用的价值观点。
好了，回过头来再说说哈耶克。
哈耶克早年曾和供给学派的凯恩斯有过一次著名的论战，当年哈耶克大概三十岁左右，而凯恩斯比他大十几岁，而且名气比哈耶克大很多，这场论战在主流经济家眼中以凯恩斯完胜结束。
凯恩斯的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可以有效地提供供给，从而促进需求的增加。凯恩斯理论常被人们引为经典的案例便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而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供给侧改革无非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变种。
但哈耶克认为，政府不过是我们请来的守夜人，我们每个人交点钱给他们，防止小偷，小心火烛之类才是政府应该干的事，至于市场，自有其无形之手去调控。
这其实就是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精髓所在，我们并不期待政府每年为群众做几件好事(其实是形象工程的借口)，我们只希望政府不要做坏事。
而凯恩斯主义偏要让这双无形之手变成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耶克写了这本名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书。
说起这部书，我觉得有点对不住哈耶克。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在外文书店二楼那间专卖内部书籍的小房子里面买过一本，可惜当年自己心智未开，读了几章便读不下去了，几乎是完全没有读懂。后来这本书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前几年开始在亚马逊网站重新购书，每年大约买元到元的新书，直到把几只新书柜全部填满，不知是为了炫耀自己有文化还是犯了购物狂病。像从前一样，很多书只是翻了翻又没有认真去读，不过这本《通往奴役之路》倒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啃了一遍，后来觉得这部书的中文译本文字有些古怪，于是又从网上找到的英文原本，想自不量力自己翻译一下，后来发现，还是人家专业译家的东西过硬。
但中英文对照看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你对该书的体会更深。因为本来这就是一部需要精读的书，在读本书的同时，对书中提到的一些其他学者的观点又促使我同时找出更多的书进行参考，结果案头堆满了各种大部头的专著，完了也觉得很是享受，如果不是赋闲在家，这种难得的快慰是无从体验的。
哈耶克原来是这么令人着迷。在没有真正体会哈耶克之前，我的精神生活是很欠缺的，哈耶克给我的，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思考人生的一种模式，在这个模式引导下，我觉得自己可以先从灵魂之中解脱自我，然后学会在观察之中逃避被奴役的命运，尽管走不出这间铜墙铁壁黑房子，搞清楚它的来源也不失为排遣死前恐惧之法。
诚然，哈耶克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所研究的经济学并非只关心成本、价格、利润等一些实用主义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是一位思想家，虽然七十年代他是以经济学的名义获得诺奖，但他的思想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伟大财富。
哈耶克写这本书的年代，二战仍未结束，但他担忧的不仅是纳粹德国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他第一个指出，类似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是一种更可怕的极权之路，而且，这种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欧甚至美国等一大批表现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中更有市场，人们期望社会有个更美好的未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对此，哈耶克警告道——
现在，有必要说出这句逆耳的真言，即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
这是因为——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
哈耶克承认，所有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初衷都是十分美好的，可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直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就像早期德国哲学家荷尔德林指出的一样: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
其实在哈耶克之前，另一位本人最敬佩的先知托克维尔早在年就指出:
民主在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这似乎和欧仁鲍狄埃《国际歌》中所得完全相反？非也，欧仁鲍狄埃原诗有这样几句是国际歌中没有的:
生产者们，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要把公共福利实现，为了让盗贼吐出赃物
为了把精神从牢笼中解脱
要趁热打铁，要扇旺我们的炉火
……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
同样，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
早期的革命者，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崇尚自由，虽然有些人主张采取激进的方法，但更多的人是很理智很有人情味的，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会使这些理想主义者大失所望。哈耶克预言：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为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被事实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
其实，哈耶克的重点并非只是遣责希特勤、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危害，也并非只是从经济学原理方面考证市场经济的优越，在他的另一部书《致命的自负》里，哈耶克指出，政府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干预市场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会“立竿见影”，但却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它会让包括美、英等老牌民主国家像吸毒者一样，被希特勤、斯大林短暂的极度繁荣所诱惑，最终让全人类都走向被奴役的不归之路。
这才是他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真正目的。
极权主义，有时我们也将其称之为专制主义，这种模式在西方诸多国家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大的市场，即便在中世纪我们称之为黑暗时期，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拥有希特勒或斯大林们这种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利。
在专制主义之下的民众既没有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反抗的动力，因为专制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让人们彼此之间分崩离析，于是，谎言、自利、以及对金钱的高度偏爱让大家互相侵害，而这正是统治者们乐见其成的结果，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看吧，就你们这群人，不管着点，岂不要翻天？
另外，煽动民族情绪，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挑动无知的民众憎恨他国——尤其哪些民主国家是他们惯用的拿手好戏。不要以为希特勒在国内是一个魔鬼，恰恰相反，他是经过大选上台的独裁者，直到他死前的几个月都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极高的支持率。这是多数独裁者国家共有的现象，没有经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民众，都渴望自己的族群出现一位伟大的英雄人物。
希特勒的成功还得益于宣传机器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戈培尔比希特勒的危害更大的原因。戈培尔名言就是: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但是，不管戈培尔多么有宣传天赋，如果他处在一个有言论自由、新闻不受检查的国度，他的所有技能都将成为风中的纸屑。
与其说哈耶克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用一生去捍卫自由的思想家”来得恰当。当这个＂头衔＂什么时候不再需要我们刻意去赞叹之时，便是人类社会真正进步之日；这个头衔无需冒险争取的地方，便是文明可以得到健康成长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