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和奥地利绝对君主制的产生是欧洲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从历史背景上看，两者都产生于封建社会面临即将解体的危机，而资本主义社会尚处到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14、15世纪欧洲持续不断的经济、社会危机标志着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中世纪后期陷入困境并达到极限，这一时期大陆震动的最终政治结果就是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从帝国和邦国关系方面来说，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成长于神圣罗马帝国母体的两个婴孩，因此帝国命运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绝对君主制的构建息息相关。

一、普鲁士和奥地利绝对君主制的相似性

普鲁士和奥地利绝对君主制体都是一边在其领地内部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一边抵抗皇帝的中央集权措施中逐渐构建的。但两者无论哪一方面的行动，都是借助帝国的法律与制度，即使邦国领地日益加强的自给自足性，减轻了长期以来其自身对传统结构的依赖性，使得领地的分割与巩固削弱了传统结构。但只有在领地继续保持帝国成员身份时，这一进程才能发生，因为“帝国即赋予领地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保护他们免遭敌对的欧洲邻国的侵犯”。脱离帝国体制，很少有德意志诸侯领地拥有独立生存下来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作为帝国邦国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他们还未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时，他们对帝国的依赖一如既往。尽管许多学者对此已有认识，但他们的研究主要从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领地个体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帝国对于他们总体结构上的意义，在邦国层面上，政治巩固进程意味着，把先前独立的因素，如邦国等级会议，置于日益加强的君主统治之下，这通常会削弱传统等级制，从这个方面来说，邦君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贯彻绝对君主制原则。

然而，这一进程的实现，必须取得传统结构中更高等级的许可，因为，“诸侯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帝国法律及其自身与皇帝直接的封建依附关系自上而下赋予的”。自13世纪起，皇帝由于不断需要诸侯提供支持，对诸侯授予一系列特许权，因此，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邦国和大多数德意志邦国一样才能得以在邦国层面开展国家构建。但是诸侯邦国的自治，会削弱皇帝对各邦国领地人为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掌控，即削弱帝国皇帝的权力。

为了阻止皇帝任何加强对领地直接控制的意图，领地统治者通常会通过等级会议原则，捍卫其在中央的政治代表权，由此他们促进了帝国议会和帝国行政区这一帝国区域划分制度的发展，通过不断调整皇帝和自己的关系，使帝国等级进一步得到巩固。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构建绝对君主制国家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将财政创收看得很重，且两个邦国在经济方面都采取了相似的鼓励工商业发展和推行重商主义的措施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16世纪之前，从事远程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具有交通便利的地理环境，欧洲人远程贸易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带，“一个在西地中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一个在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奥地利位于德意志东南隅，在德语中意为“东方国”。其境内物产丰盈，气候宜人，农牧业发达，采矿、冶金业一向比较先进，且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商贸的重要集散地，是欧洲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奥地利境内还有多瑙河横贯，东西欧大宗的粮食货物贸易需从多瑶河经过，因此，16世纪之前奥地利获利颇丰，而普鲁士显得比较滞后。

18世纪，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努力发展工商业。女王认为，“唯有发展工商业才能使奥地利繁荣和强大”。首相考尼茨也认为：“增加对臣民的课税是一种饮鸠止渴之法，唯有发展工商业，广开财源，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年为发展工商业，奥地利政府成立了全国商业督导部，其职能类似于计划经济部口。在年，又专门建立了宫廷商业委员会，作为制定和推行经济政策的参谋部。

但地方存在的关税和各领地存在的国内关税，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工商业的发展。到年，实行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强烈。考尼茨指出：“只有废除国内的各种关税，促进贸易自由，才能有利于经济繁荣和增加国王的收入”。女王也表示，“贸易自由应该是原则，而禁止自由贸易只是例外。”为有效贯彻重商主义政策，年奥地利制定了统一的关税税则，国内的商品装运、运输税及各省的地方关税税务机构都被废除，实行只有国家才能征税的原则。

为保护国内工业，防止资金外流，奥地利政府还施行了提高进口税、禁止奢侈品和金银制品进口、对国内紧缺的原料等关税进口的政策。为了弥补西里西亚这个重要的工业区丧失的损失，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来支持、鼓励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对新厂主政府给予十年甚至更长的免税待遇，同时给予企业主提供贷款。为了方便商业交易，奥地利政府还发行了名为玛丽亚·特蕾西亚塔勒的货币，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统一。

为解决运输、劳动力、资金、技术问题，奥地利建设了从维也纳到亚德里亚海地区的道路，扩展了多伦多河的航运并成立了船运管理局，加宽了的里了的里亚斯特的港口，还创办技术学校培养本国技术员和工人。为了解决本国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不足，年女王颁布法令，“不论哪个民族的外国人，都可迁居奥地利，且可获得免税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而对普鲁士来说，7世纪以前，勃兰登堡既没有海港，也没有优良的河道供航行。虽然易北河和奥得河从西部和东部的两翼向北流往北海和波罗的海，但两条运河并没得到有效开发。水路交通的不便造成运输只能靠昂贵的陆路运输进行，东西航路的缺乏是一个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为此，勃兰登堡奠定了专口的作物为基础的酒类、亚麻、粗斜条棉布、羊毛和丝绸制造业。而银、铜、铁、锡等这个时代关键的矿产资源并没得到开采和冶炼。

勃兰登堡就这样既没有资格争夺出日贸易定制权也不能在冶金这个新兴行业获得大量资金，它没法跟矿产资源丰富的萨克森比较，也没法跟瑞典这样一个以军备著称的地区性大国比较。17世纪，勃兰登堡依旧自给自足，农业则呈现着一个混合的景象。部分地区，“土壤质量差导致许多地方农业产量都非常低，地力耗尽的也极快，一块土地只可以播种6-9年，最长12年，而大片的肥沃的沙或沼泽则什么都不长”。但在另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阿尔特和乌茨寇、旧马克肥沃的西柏林地区，大片的耕地足以支持集约化种植谷物，但这里真正的经济活力在17世纪以后才迸发出来。

普鲁士经济崛起的原因，一是版图的扩张，使勃兰登堡势力范围抵达了波罗的海沿岸，而贸易中也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海一波罗的海沿岸，使这一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贸易航路的转移，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的衰落和停滞，但是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贸易航路的转移，使南德和中德的个别地区不得不向北海海岸寻找贸易出口，而勃兰登堡就成为必经之路。同时，贸易中心、地转移使勃兰登堡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欧洲长时期增长的有利条件下，勃兰登堡贵族地主通过生产粮食出口积攒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富。二是霍亨索伦王朝采取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行重商主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时期就开始奖励工商业发展。

此外，为发展经济，大选侯修筑和改造了通往柏林的道路和桥梁，并且开凿了奥得——施普雷运河，统一了币制，创办了勃兰登堡一阿非利加贸易公司。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特别注重发展手工业，他认为：“国家没有手工业就好像人体没有生命，是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会一直穷下去，发展不起来”。

二、普鲁士和奥地利绝对君主制的差异性

“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也不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的政治盾牌”。因此，贵族的社会权力是绝对君主制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在帝国政治舞台上，只有存在着经济上强大而稳定的地主阶级的地区，才可能获得德意志的外交或军事领导权，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阶级基础虽同为贵族阶级，但二者差别十分明显。

普鲁士绝对君主制的阶级基础是乡村容克贵族，乡村容克世代居住在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农村地区，从事谷物生产，因此，容克之间的并没有出现像欧洲大多数国家那样的财富分化。位于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普鲁士商业农庄，多为中等规模，这里并没有在奥地利所能看到的那种财产远超过普通贵族的大贵族阶层，唯一真正的大地主则是普鲁王王室本身，王室地产约占可耕地面积的1/3左右，因此，普鲁士的容克贵族的社会分化比欧洲其它国家的贵族要小得多，它是一个持有共同观念习惯的紧密中产地主阶级。

此外，由于农场规模有限，容克往往是自己庄园的真正管理者，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管理者，而同时期的奥地利贵族则多居住在城市，庄园也多委托给管家进行管理。毋庸置疑，出口市场的要求使容克庄园的管理更加科学化，但是贵族间财富占有相对均衡，容克亲自参与组织庄园生产以及节俭的生活作风的特点，却是普鲁士最终能够走上农业资本主义化道路的主要原因，也是解释当大选侯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构建绝对君主制国家时，贵族原有的独持格局能产生一种自发的行政管理结构。

而在奥地利没有一个统一的贵族阶层，只有一些带有各自地域色彩的地主阶级，这坚地主阶级因为宗教和王朝联姻才被聚找到奧地利王朝统治的大厦之下。17世纪初，费迪南二世在各领地推行宗教改革，公然违反宗教协定迫害新教徒，此举遭到信奉路德派新教的波西米亚贵族的强烈反对。

波西米亚是中欧最富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奥地利绝对君主制的构建中，波西米亚的新贵族本是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像普鲁士乡村容克一样的持续的国家职能承担者，形成君主国中一个支配性和组织性的力量。但是，波西米亚新贵族毫无进取精神和王朝效忠意识，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他们一受到打击，就大批的投入了敌人己伐利亚的怀抱。

总结

匈牙利的马扎尔贵族是奥地利构建绝对君主制国家难于逾越的障碍，匈牙利贵族从来不给奥地利大公以充分的权力，大公仅仅凭借在匈牙利的合君制实行统治，其权力基于贵族的选举，如果国王侵犯马扎尔“民族”的神圣自由，贵族有权反抗。并且匈牙利贵族从中世纪起就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国家行政机构，司法、财政以及管理农村的权力几乎全都在贵族的手中，“匈牙利贵族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只要奥地利侵犯其特权，马扎尔贵族会毫不犹豫的倒向土耳其人”，大公只能用荣誉和特权来拉扰富有的阶层，以此来控制匈牙利贵族。

因此，奥地利最大的弱点和局限就是它没有一个像普鲁士—样持续为国家服役的贵族，不能形成东欧型的真正服役贵族。由于没有贵族没有像普鲁士—样纳入国家机器，奧地利绝对君主制没有一个统一、团结的地主贵族的支持，使得奥地利的绝对君主制在内外方面显得很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