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瑜

少年大不同、人生大不同创始人

我在当《申江服务导报》副主编的时候，徐灿是体育部的记者。我和他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但是我分管的新闻部开选题会时，他的名字常常会被提及，因为他的脑回路“不太正常”，别人走门他偏跳窗，副产品是一篇篇漂亮的独家报道。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视频，一众好莱坞明星朗诵《独立宣言》，不虚张声势却极有力量。我顺手转发，写了一句，“改日，我要背一背。”随后，也就说过算过了。

隔了一阵，徐灿神神秘秘地叫我去会议室，让我坐下，自己跑到大会议桌的对面站得直直的，很认真地说：“陈老师，你上次说要背《独立宣言》，我花了些时间，全部背下来了。”

于是，在其他记者都在写稿子的当口，我听徐灿把《独立宣言》全文背诵了一遍。

“神经病啊！”这是面上的嬉笑，心下，满是感动。

周末，在徐灿的朋友圈看到他发的一篇旧文，是他为母校50周年华诞写的文章。作为上海外国语学校附中历史上最著名的“问题学生”之一，他记录了一个长着“反骨”的少年每一次“造反”和被感化的故事。

差不多30年前，有一群老师如此理解学生、善待学生、托举学生。我恨不得把他们当年对徐灿说的那些话，统统背下来！

我用所有报答爱

——致上外附中五十华诞

文／徐灿

作为上外附中历史上最著名的“问题学生”之一，我中学生涯最值得庆幸的，是在我还不太懂自己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懂我的老师——没错，不是一两个，而是很多。

面对一个不愿屈从教育体制的激愤的灵魂，上外附中的老师们尽全力保护、疏导，告诉我如何理性地保持独特的个性，而不是用世俗的标准磨去我的棱角。

七百年前，37岁的但丁，写出了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坛最重要的作品《神曲》，正如这首千古长诗的最后一句——“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

附中老师们那一束束充满人性体温的爱的光芒，融化了我心头自我毁灭式抗争的块垒，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就请各位随我踏上岁月之舟，我们逆流而上，飞速倒退，进入过去……最终停泊在年9月1日的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号门口。

ChapterI：初三暑假，课外书唤醒孙猴子

跨入上外附中大门之前，请允许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小学时代——这段时期形成的对“绝对服从”说NO的叛逆态度，对我的中学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年，《西游记》首播，随即风靡全国。受此影响，我除了一集不落看完，还在年小学二年级时，读完了吴承恩的原著。孙悟空不服从任何宗法制度的无拘无束的性格，潜移默化进入我的心底，并在那儿生根发芽。

那时小学的教学氛围，还是以对老师的绝对服从为上。但我在老师强调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时，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冒出一串问号：为什么上课时双手一定要放在背后？为什么下了课在走廊里也不能大声说话？为什么天天向我们灌输个人服从集体？

那时，我幼小的头脑中最朴素的想法，是既然我们的高矮、胖瘦、相貌都不一样，脑子里的想法当然不应该一样。

于是，我常会不合时宜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老师说到国家养育了我们的时候，我会举手说：我们是父母养育的，吃的穿的都是父母用辛苦赚来的工资买的，反倒是国家从这些辛苦钱里抽取税收，应该是我们的父母养育了国家才对。

当然，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总会遭到老师“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责骂，但我从未自卑过，因为我成绩最好，语、数、英都是强项，这份优越感，一直保持到年5月，我以宝山区前四名的成绩，跻身上外附中全市人录取名单。

跨入上外附中校门后，面对这些上海市最杰出的同龄人，我就像打进世界杯的亚洲球队，成绩优势荡然无存。

于是，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做作业、复习、预习上，以期在期中、期末考试中，进入全班前20强（其实只在初二上半学期进入过一次）。

初中那段时间，孙猴子悄无声息躲进了我的灵魂深处，不曾想，暂时的消停，是为了不久之后更猛烈的爆发。而导火索，是直升高中的考试结束后那段假期里看的课外书。

直升考结束后，班主任俞维杰要求我们多读些世界名著，我无意中选择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如拉伯雷的《巨人传》、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等。

这些主张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作品，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那只猴子。于是，在15岁的我的眼中，“分数至上”的理念，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神学人生观划上了等号——学生一进学校就被塑造成了考试机器，考不到理想的分数，似乎就成了带罪之人，在至高无上的分数面前，个性、想象力和创造力完全不值一提。

整个暑假，我都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那时，我能找到的答案，是《神曲》中“赋予人自由意志，是上帝最伟大的主张”，是《巨人传》里反对束缚和压抑的教育准则——“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这些阅读，为我升入高中后的种种叛逆行为，做出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思想上的准备。

ChapterII：高中生涯，众良师点化叛逆郎

●金仁娟：牢骚太多防肠断

高一上半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是金仁娟，一个目光中充满慈爱的老太太。在一篇随笔中，我对越来越大的读书压力提出了强烈抗议：

“连续几次一个星期几门考试，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压力怎么如此大……人都快死了……索性，不复习了，不及格就不及格！考个1、2十分又怎么样？期中、期末考试不及格又怎么样？考不上大学，待业在家，做流氓、社会青年又怎么样？每天复习到半夜，还是考不到理想的成绩！考题出的这么难！他妈的，老子我不念书了！念不下去了！老子我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彻底反了！！！！我要砸烂这个只看分数的社会！分数再高又有何用？！我们学生要造反！要翻身！！”

文末，我还附上一首那个年代广为流传的童谣《炸学校》：“我去炸学校，校长不知道，线一拉，我就跑，噼里啪啦学校炸飞了！”

第二天语文课上，金老师笑眯眯走过来，“徐灿，你要造反啊，炸学校前通知我一声噢，不要连我一起炸了。”说完，把随笔本轻轻还给我。打开一看，这篇随笔下面，金老师留下七字朱批妙语：“牢骚太多防肠断。”

那一瞬间，我心中的一切愤懑烟消云散。

●何启宇：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

高一下半学期，金老师不幸疾患缠身，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于是，学校请经验丰富的何启宇老师前来代课。

第一堂课上，何老师就提出要学会独立思考，而非书云亦云，每新课文前，我们必须在预习作业中，写出几点对课文的质疑。

遇见这样的老师，我幸福得简直就像老鼠掉进大米缸——本来对语文教科书就有诸多不满，恰好有了官方认证的发泄渠道，于是，所有科目的作业中，我完成得最认真的就是给课本找茬，而何老师也特别欣赏我这点，整个高一下半学期的语文预习作业，我都得到了“优＋”。

高一结束前最后一篇随笔中，何老师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评语：“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你具有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这两样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能遇到你这样的学生，我很高兴……”

“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的评价，让我对应试教育制度这个恶魔的不满升级：我的世界，凭什么任由你闯进来随意布置？

●姜连根：要有激情，也要有理智

高二上半学期，我对填鸭式教育的不满，遍及到除英语外的各门学科。在当时的我看来，应试教育已经失去了其在我生命中存在的意义，我去学校读书，不是为了成为一台考试机器！那时的我刚满16岁，处于叛逆巅峰期，正在等待时机进行一次彻底的爆发，而那个时机，也在等待着我。

开学两个月后，我决心离家出走。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在图书馆耗了一个月，查地图、翻资料，研究出一条横跨亚欧，历经缅甸、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最后直达法国巴黎的征途。当然，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过境所有口岸，只能靠行贿边防官员后偷渡。

年12月28日晚上，我从上海出发直飞成都，第二天在成都人民商场采购完大多数必备物资后，来到成都火车站，登上前往昆明的列车，24小时后抵达昆明，在火车站边的药房买齐各种药物，径直登上前往中缅边境小城畹町的长途卧客。

选择从毗邻世界最大毒源地金三角的畹町出境，是因为我想效法年从这里迈出国境线痛打小日本的中国远征军，做一个在应试教育指挥棒下勇敢选择自己道路的先驱者。

在当地旅行社办完简单的出境旅游手续后，年最后一天，我站到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没有半点获得自由的欣喜，几天来累积的对家人的愧疚，将我彻底击垮，亲情犹如一根距离越长拉力越强的皮筋，使我无法向前挪动半步……

一周后，我出现在上外附中校长室的沙发上，和我谈话的，是姜连根副校长。

“年轻人有激情是好事。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开始。”姜校长的开场白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除了激情，还要有理智。没有理智，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善终。”

姜校长和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学会用理性来克制冲动，整个谈话过程中，非但没有批评我，还肯定了我的热心肠、爱帮助人等品质。

谈话结束，姜校长递给我一本《基督山伯爵》，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句“永远不要忘记，直至上帝揭露人的未来图景的那一天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看看这本书，自己好好去体会吧。”

自始至终，姜校长没有提过一句学校将对我进行纪律处分之类的话，而此事也就这样大事化了结束了。后来才知道，我出走后，姜校长一直在忙着联系公安、边检寻找我，三个整晚没合眼。

●邢三多：小心“政治事故”噢

学校对离家出走的温和处理，让我深受感动，和姜校长谈话结束，我发自内心立志要做一个正常的高中生。然而，对应试教育的痛恨感一旦产生，再想抚平心头的厌恶，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

高二下半学期，我对各门科目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意见：考语文只要一篇大作文加一篇无句读古文翻译就够了，那才是真实水平；数学课讲那么多深奥的函数、几何对将来有什么帮助，我又不要做数学家；政治课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正常认知；历史课本怎么编的，抗日战争不是正面战场各种会战失败就是国共摩擦，谁看了会认为是中国人打败了小日本……

于是，在语文会考中，我狠狠发泄了一把情绪。在作文中，我写到“如果我有一把AK47和一书包子弹，我一定去教育部，从门卫到部长，挨个枪毙，彻底打烂这个压抑人性的教育制度……”

交卷当天下午，我又坐进了校长室，这次找我谈话的，是副校长邢三多。“徐灿，你胆子好大噢。”邢校长的案头放着我的作文，“你知道吗，这是会考，卷子要交上去的，不是由我们自己学校老师来批改的。”

邢校长告诉我，担心我出幺蛾子，他专门查看了我的试卷，幸好我的造反文章被他发现，及时抽了出来，“你不知道这篇作文会给你带来多严重的后果！”邢校长说，每个人的档案中，都有一个“政治事故袋”，“如果不是我发现及时，这篇作文铁定会进‘政治事故袋’，那你就得背负一辈子了。”

谈话期间，姜连根副校长走了进来，“徐灿，思想又有波动啦？来，我们谈谈。”姜校长坐到我身边，“你以为杀完这些人，就能改变应试教育制度了？杀了他们，新的一批人上来，还是采用这个制度，你不过是白白毁掉很多无辜的家庭而已。”

“你想把教育制度变得合理一些，这个想法很好，但在你没有能力去实践的时候，只能脚踏实地，先去适应现实，不管它有多残酷，这就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要想做些改变，只有先让自己强大起来，站上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之后才可能用相对有力的双手，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向善的改变。英国工业革命时，工人们为了保住饭碗捣毁机器，有用吗？”

●孟智芳：喜欢生物的理由

高二最后一件出格的事，是生物期末考试罢考，现在看来，罢考的理由实在莫名其妙。

生物老师孟智芳，人如其名，聪明又好看，教我们时刚刚大学毕业，对曼联和刘德华的共同爱好，让我和她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也会时而请我去校外吃个晚饭，或把我叫去办公室开个小灶补个课。

那时流行听WALKMAN，像我这样不守纪律的皮大王，常会在上课或考试时戴上耳机，以这种幼稚的方法对抗知识灌输或测试。

生物期末试卷发下后，我照常戴上耳机，准备一边听刘德华的歌一边答题，《缠绵》的前奏刚进行到一半，耳机就被孟老师摘掉了，“不许听音乐，好好考试。”

我一时间头脑发热，心想“我们关系那么好，你还来管手管脚，大不了我不考了”，然后径直起身，将一张只写了名字的白卷放到讲台上，拿了书包就走人。返校拿成绩单时，意外发现生物居然是60分。

高三开学第一天，半感激半羞愧来到孟老师办公室，“知道你是个神经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有些学生会以老师不好为借口，放弃一门有意思的学科，我给你及格，不许你找理由讨厌生物。”

●杜越华：别饿着肚子去上课

高三开始文理分科，我分入文科历史班。那时的我依旧仇视应试教育，但出于对学校和老师的感激与负疚，不好意思再做出让他们为难的举动了，于是，化积极抗争为消极抗争，常常在晚自习后，跑去广灵一路上的网吧，致力研究起如何用更短时间完成红警一抄七伟业，如何在固定时间内攻破FIFA99对手更多次球门，如何藏得更隐蔽以消灭DELTAFORCE中所有敌人……这些探索性极强的课题，常会让我研究到第二天天亮才回学校，撑得动就直接去教室上课，熬不住就溜回寝室睡觉。

有一天上午在寝室睡了没多久，就被查房的生活老师发现了。高三逃课睡觉还得了？一个电话打给班主任杜越华，然后凶巴巴告诉我，杜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

我睡眼惺忪离开寝室，在教学楼走廊里，迎面撞见教导主任崔德明，可能他也接到了生活老师的告状电话，一见到我，崔老师就笑着拍了拍我肩膀，和颜悦色道，“徐灿，昨晚又去网吧通宵啦？记得去杜老师办公室，他在等你。”

崔老师的温和态度让我生出几分愧意，但更想不到的一幕还在后面。走进办公室，本以为逃不脱一顿训斥，不想杜老师朝我招招手，摸出皮夹，掏出一张50元，“去小卖部买些早点，到我这里来吃，吃完再去上下一节课，别饿着。”语气中全是关爱，一丝责备也没有。

我懵里懵懂买来妙芙蛋糕和冰红茶，把剩下的钱还给杜老师，坐在沙发上一边吃，他一边对我说，“你不用自责，人总是会有反复的，何况你那么年轻，你的进步老师们都看在眼里的。”

●姜连根：相信你，你会成功的

就整个中学生涯而言，高二、高三算得上最关键的两年，这两年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高考这唯一的目标。而我这两年，恰好在自我放逐中度过，于是在高三下半学期最后一次模拟考中，我以分刷新了个人最低纪录（上海高考考四门科目，满分分）。

此时，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时间，如果有博彩公司为我高考成绩开盘的话，考取一本大学的赔率，一定和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四强不相上下。

事实上，一个月前，我曾拒绝了杜老师让我参加上海财经大学保送考试的机会——上外附中是外语类学校，有很多保送直升的机会，但最出色的学生不是被美国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就是放弃直升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复旦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

显然，我和这个群体绝缘，我如此不识抬举的原因，是我想进我梦想的专业：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一个不用学数学、上课内容就是看欧冠写球评、每天有球踢、毕业后还能做体育记者到处采访比赛的专业。而高二时《新民体育报》全文刊载我的投稿《假如我是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更增强了我做体育记者的兴趣。

但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不比一本线低。“徐灿，你搞清楚啊！马上就要高考啦！你离一本线还差多分啊！”大多数老师认为我在继续之前两年的疯狂，有些热心的老师还为我留心起出国念大学预科的机会。

“徐灿，你考得取的，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高三年级组办公室里，姜校长看着我，缓缓说出这句话，目光中不是敷衍的鼓励，而是真诚的信任。“你不会看错的。”我在心里向姜校长深深鞠了一躬。

高考前两个月，我决心点燃沉寂已久的小宇宙。我翻出高二、高三的教材，以及学校发下的所有参考资料、习题集。我的同桌、已经直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仇佳俊搬来我家，当起了随时为我答疑解难的家庭教师，我后排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的周雁声，也时不时来给我做一下辅导。

高考后一个月返校那天，我中学生涯第一次以“清白之身”走进校长室，“姜校长，我没拖附中一本率的后腿噢。”姜校长笑着接过我的体育新闻系录取通知书，“做老师那么多年，我从没看错过学生。”

“这段时间我仔细回想了几年来给学校惹的麻烦，如果不是这么多老师保护、引导，我的人生轨迹已经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将来有了能力，我会报答所有给过我帮助的老师。”

“老师哪里需要学生什么回报，不过是为社会多培养一个能尽到自己责任的人而已。真要报答，就记住附中所有老师给你的爱，把它传递给需要的人，这就是对附中最好的回报。”

ChapterIII：个性+善心，精神馈遗受教一生

●小菜鸟探索报恩路

大学毕业进入《申江服务导报》，算是有了传播“人文关怀”的公器，第一次实习采访印度洋海啸，便在面对“猛料”——一家被海水卷走了一切衣物、行李，冻得索索发抖的法国人时，自作主张放弃采访，脱下衣服给他们披上，去商场买来食品和水……事后，还自说自话写了一篇鼓吹“记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人的重要性永远高于任何职业”的采访札记《我们放弃了近在咫尺的采访》，不想受到新闻部主任黄飞珏高度赞扬，并给出半个整版刊载。

见报第二天，《解放日报》头版对此文做出评论，“面对新闻精神和人文精神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选择，相信作者已经给了大家答案。”

两周后，复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将此文编入新闻学教科书，新闻界权威期刊《中国记者》也向我发来约稿函，并在之后的四年里，连续刊登对我人性化采访观点的约稿。

这个结果，让我对传播“仁者爱人”信心倍增，从此大幅迈开人性化采访的脚步，也因而结识了不少重量级朋友。

9年，在建国60周年“做新时代优秀新闻工作者”演讲大赛上，我以《人文关怀——新闻底色中永不熄灭的光芒》为题，力主“走人性化采访之路，不仅是我们自身职业道德的诉求，更是新闻媒体在新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

比赛结束，一位颇受感动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邀我去他那儿，做年上海世博会新闻官。

报恩之路上最难忘的一件事，是8年“5·12”地震后，由于深知官办慈善机构多腐败，故而自行募捐，与朋友们历经艰难，为地震灾区成功筹建了一所名为“茶园小学”的学校，并公开所有账目。

年9月开学至今，茶园小学完成了通公路、通网络的现代化进程，成为甘肃南部最佳村级小学。年11月，在没有参与申报评选的情况下，茶园小学获得“年度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提名，成为与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并肩排列的中国建筑界新秀。

这件事最大的意义，除了改变地震灾区几十个失学儿童的命运，还有一点，我想，是能为大家保存一个希望——让每个参与者通过亲身见证自己捐出的每一分钱都被用在了刀刃上，而虽身处黑暗之中却依然心存善念的希望。

这些年，每做完一件算得上“报恩”的事，耳边都会隐约响起姜校长的声音——“记住附中所有老师给你的爱，把它传递给需要的人，这就是对附中最好的回报。”

●理性不走寻常路

从小我对待生活就比别人大胆些，因为我清楚，早晚得和它说再见。而附中老师们教了我用理性来左右冒险精神，他们让我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也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6年德国世界杯，拥有“魔幻四重奏”攻击线的巴西队是32支参赛球队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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