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朝鲜半岛的局势日益紧张,核战争的阴云再一次笼罩在世界上空。朝核问题也许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战争危机了,不少人把它的严重程度,与发生在55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
古巴导弹危机早已不是个陌生的话题,当核利剑悬于人类的头顶,没有人不会不寒而栗。事实上,古巴导弹危机只是当时美苏对抗的一个缩影,在危机发生的前夜,美苏在不少外交场合的刀光剑影,已经预示了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战争危机,并非朝夕的空穴来风。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是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密友,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纪念肯尼迪的传记《即逝的闪耀之光》中,还原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古巴导弹危机的前夜
上任伊始,肯尼迪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困难重重。先是因为轻信他人而导致猪湾惨败,赫鲁晓夫认为美国总统是个软骨头,冒险挑起柏林危机,但受到美国及其盟国和联邦德国人民的一片反对。于是,苏联领导人试图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寻求补偿,但肯尼迪先是当面谈判,继而实施封锁,化解了导弹危机。
但越南南部、拉丁美洲问题越来越严重,在美国国内也面临核试验、太空竞赛、大型钢铁厂劳资纠纷和南方民权冲突的挑战。肯尼迪本着和平战略,逐一化解,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坚持不派军队去越南,坚决推进《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
肯尼迪以其远见卓识、仁义爱心的演讲感动了对手,进而影响了中苏关系。他又是一个爱父亲的儿子,爱自己子女的父亲,推己及人,在谈到需要阻止核试验时,他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还未出生的几代人的总统,而且也不只是美国几代人的总统。”
▌赫鲁晓夫的震慑
年3月,美苏两国的外交人员安排了两国的领导人在当年6月进行会面,地点则是在较为中立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年轻气盛的肯尼迪,而苏联方面则是老谋深算的赫鲁晓夫。这将是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回见赫鲁晓夫。
在年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后数年,美苏之间的对抗看似趋于平淡,实则各自打着算盘。年4月17日,就在两国领导人会谈敲定数周以后,美国在古巴发动了“猪湾事件”(编注: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猪猡湾、科奇诺斯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猪湾事件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很快以失败告终,距离会谈仅有两个多月时间。
当时,肯尼迪考虑延期与赫鲁晓夫的会面,因为此时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国际舆论,美国皆落于下风:苏联的工业增长远超美国,拥有氢弹,在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中也超过美国。而“猪湾事件”的行动失败,更使得美国在国际舆论上的情况雪上加霜。
年初,赫鲁晓夫曾在讲话中隐约透露了对核战争的立场。他认为,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但“解放战争和人民起义”则不同。苏联会向在“正义战争”中为独立自主而战的人提供“无限的支持”。显然,赫鲁晓夫对于核武器的认知非常清楚,拥核的目的不是为了主动打核大战,更多是为了威慑。这种威慑对西欧国家的作用更大,而对于己方的同盟,核保护伞意味着定心丸。
而对于肯尼迪来说,更为严重的形势是,赫鲁晓夫把他看做一个缺乏经验的“菜鸟”。赫鲁晓夫在关于柏林问题的讲话中公开放话,称如果“帝国主义”拒绝考虑“实际情况”,苏联将“采取断然措施”,并“在年底前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和平协定”,该协定保证将把民主德国前线的任何“侵犯”视为“攻击所有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侵略行为”,那将意味着“英国、法国和美国要么必须撤出其所有军民,要么开战”。
肯尼迪的智囊,美国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埃夫里·哈里曼认为,赫鲁晓夫不过是想震慑住肯尼迪,他建议肯尼迪避开赫鲁晓夫的日程安排,但不必高估他的对手。但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未必不比自己紧张,在心理战上不能从开始便输给对手,于是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盟友法国
肯尼迪没有直接前往维也纳,而是绕道了巴黎。他深知柏林问题不可能绕过西欧国家,更何况北约作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必须维护盟友间的团结。德国分裂以后,法国无疑是西欧的代表,而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更是深受欧洲人民尊敬和爱戴。因此,肯尼迪选择了法国作为了会谈的前哨。
在与戴高乐的会晤中,美法双方保持了求同存异的立场,比如法国由于自己精力的考虑,决定将势力退出印度支那半岛。但在柏林问题上,美法无疑站在同一战线上。戴高乐虽然对法国在北约中的角色,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法国拥核等问题,与美国的想法有一些出入。但面对东方苏联的威胁,以法国一己之力,显然无力应对。支持肯尼迪对柏林问题的强硬,无疑能为本国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一点两位领导人很快达成了一致。
获得重要盟友的支持,给肯尼迪心里增添了几分信心。而戴高乐作为外交上的老前辈,更是“传授”了他一些对付赫鲁晓夫的技巧。戴高乐认为,赫鲁晓夫很清楚核武器存在的意义,打传统装备的战争,西欧盟军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只有核武器才能扭转局势。在双方都拥核的情况下,哪怕发动常规战争,也是发动核战争的信号了。如果肯尼迪能坚持不在柏林问题上让步,并让赫鲁晓夫知晓,美国将重复当年柏林空运的行动,苏联就会退让。
当然,肯尼迪访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夫人杰奎琳功不可没。杰奎琳可以说开创了当代美国“夫人外交”的先河,她的法国血统、巴黎大学学生经历让要面子的法国人十分着迷,而流利的法语更是消除了法国政客们与丈夫的隔阂。以至于在访问结束的告别午宴上,肯尼迪这样说道:“我就是那个陪杰奎琳·肯尼迪来巴黎的人,我乐在其中。”在他们话别时,戴高乐称肯尼迪“我的朋友”,并表示:“现在,我对你的国家信心更足了。”肯尼迪获取了法国的支持,也对夫人的贡献心怀感激,因为到了维也纳,就再没有戴高乐这样的“老江湖”给他撑腰了。
▌唇枪舌剑
果不其然,到达维也纳的第一天,“夫人外交”就失去了作用。在外交场合,相比生涩的肯尼迪,赫鲁晓夫早已久经沙场。在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引用当时乌克兰教师的人均收入,与沙皇时期进行对比,以彰显苏联体制的优越性。杰奎琳试图转移赫鲁晓夫的注意力,她说道:“噢,赫鲁晓夫先生,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但赫鲁晓夫却微笑着跟她谈起了苏联的太空狗斯特雷卡,说它不久前刚生了一窝小狗。
在年的太空竞赛中,苏联人领先了一步。而作为苏联太空胜利成果的斯特雷卡,无疑用冷冰冰的国家实力,把杰奎琳的魅力噎回了肚子。而杰奎琳只能用“多讨人喜欢”“多可爱”之类的话,来圆自己的场。后来,即使这些圆场的话,也被赫鲁晓夫抓住了羞辱肯尼迪的机会。三个月后,在柏林墙高驻,第三次柏林危机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肯尼迪却收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礼物”,并附上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赫鲁晓夫和妻子很高兴能“满足肯尼迪夫人的愿望”,送给杰奎琳这只小“普辛卡”,它是世人皆知的宇宙旅行者“斯特雷卡”亲生的后代……
斯特雷卡开启了双方在维也纳的交锋,但这只是个引子。谈判过程中,赫鲁晓夫经常沉默不语,不让对方抓住把柄。而这种阴郁的沉默是对肯尼迪巨大的心理考验。当肯尼迪提到,如果判断错误就会有引发核战的危险,赫鲁晓夫“狂怒起来”,“开始叫嚷”:“误判!误判!误判!我从你们的人、你们的记者、你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都是这个该死的词——误判!你应该把这个词带走,埋进坟墓,永远不要再用它!我讨厌它!”
从场面上看,苏联人处于强大的攻势,正如他们在军事威胁上表现的那样。但肯尼迪已经敏锐地理解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对于核战争,恐惧的不仅是美国,苏联也一样。那么对于核武器的部署,存在的作用就只有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威慑。
▌更大危机的前奏
即使对手难缠,“菜鸟”肯尼迪还是硬着头皮把会谈进行了下去,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肯尼迪在会谈中指出,一旦走错路(爆发核战争),就会带来巨大的后果,那就是“无数美国人的尸体,无数苏联人的尸体”。赫鲁晓夫心中其实也底气不足,年正是中苏交恶的重要年份,苏联并不想受到东西两线的战略压力。
会谈进行了两天,双方的气氛一直没有缓和。在即将结束的午宴上,肯尼迪仍然抓住一切机会逼赫鲁晓夫让步,但赫鲁晓夫显然不愿意改变立场,并坚持会在12月与民主德国签署之前所说的和平协定。这件事之后,他确认“美国将失去其在联邦德国的权力”。如果美国因此选择开战,“那是你的问题”。
肯尼迪对此回应:“想迫使改变的是你,而不是我。”赫鲁晓夫争锋相对,表示他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就在这时,肯尼迪突然厉声说道:“那将会有一个寒冷的冬天!”并转身大步离去。
两个月后的8月13日凌晨,东德军队一夜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这堵高墙过了三十年才在德国统一的呼声中被推倒。虽然在当年年底,赫鲁晓夫出于缓和局势的需要,并没有如约与民主德国签订和平协定。但肯尼迪在维也纳的坚持,让他看到了美国人毫不让步的决心,于是他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来逼美国人就范,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
年10月14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这是至今为止,世界离全球核大战最近的一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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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逝的闪耀之光:肯尼迪》威廉·曼彻斯特著
《肯尼迪传(套装上下册)》罗伯特·达莱克著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Manchester),美国著名通俗历史作家、著名记者。肯尼迪总统密友,多次为其撰写讲稿。他的经典著作《光荣与梦想》浓缩了美国-年的40年丰富历史,引进中国后,影响深远,成为无数人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
罗伯特·达莱克(RobertDallek),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年),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牛津大学、波士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达莱克以美国总统为研究专长,撰写了十余部关于美国总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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